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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零:谁是仓颉 — 关于汉字起源问题的讨论

2016年01月25日 11:00   来源: 《东方早报艺术评论》    作者: 李零    【 收藏本文

    仓颉何许人?实在虚无缥缈。我们只知道,他是古人心目中最最聪明的人。古人讲仓颉,汉代皆曰黄帝史,魏晋却说古帝王。上博楚简《容成氏》证明,后一说法战国就有。古人所谓“黄帝史”,只是强调文字的发明与史官有关。仓颉不过是汉字发明者的代名词。

    这是一篇读书笔记。近二十年,不知为什么,国际学术界对汉字起源和汉字性质的讨论突然热闹起来。前不久,郑也夫教授以新作《文明是副产品》见赠,邀我就他的书和汉字起源问题写点感想。我说,您谈的问题,我很有兴趣,但我得把有关材料找来读一读,比较一下,再发议论,于是找了一些在我看来比较重要的书和文章,匆匆浏览后,写了下面这些字。

    李约瑟说,中国古代有四大发明。研究中国科技史的人说,何止四大,几十种上百种都打不住(如华觉明先生)。不过,跟文明探源有关,考古学家说,文字、冶金、城市才最重要。汉字对中华文明的塑造,确实很重要。
 
    文字,人类交流的重要手段
  
    动物和动物交流,手段非常多。鸟有鸟言,兽有兽语,我们听不懂。  
    它们的眼睛,有些是千里眼,特别尖。
    它们的耳朵,有些是顺风耳,特别灵。  
    它们的鼻子,往往可以代替眼睛和耳朵,即使黑咕隆咚,悄无声息,也能嗅出一切。  
    它们的眼神脸色和肢体语言,也远比人类发达。  
    它们还会做记号,比如在树上蹭蹭,留下气味,拿爪子挠挠,留几个印儿,或者朝它撒泡尿,好像如今的小广告。  
    它们还会收发信号,有些简直是高科技(如远红外、超声波、电磁波)。 


    这些本事,人类比不了。
  
    人和人交流靠什么?一靠听觉信号(如语言),二靠视觉信号(如符号、图象和文字)。
  
    古代没有电话、电报,更没有手机、电脑,口说,耳听,只能面对面。远距离交流靠什么?主要靠文字。
  
    仓颉,传说的文字发明者
  
    中国古代有本书叫《世本》,内容是讲中国贵族的世系,属于刨根问底的书。这书的后面有个《作篇》,“作”的意思是发明。中国古代有哪些发明,这些发明的发明者是谁,古代没有专利局,这是最早“注册”的地方。
  
    《作篇》佚文说,“伶伦造律吕”、“大挠作甲子”、“容成造历”、“隶首作数”、“史皇作图”、“仓颉作书”。宋衷注说,他们都是“黄帝史”。仓颉是传说的文字发明者,秦代字书《仓颉篇》就是托他的大名。
  
    仓颉何许人?实在虚无缥缈。我们只知道,他是古人心目中最最聪明的人。《汉书·古今人表》把人分为九等,圣人上上,仁人上中,智人上下。仓颉是智人中的头一位。
  
    古人讲仓颉,汉代皆曰黄帝史,魏晋却说古帝王。上博楚简《容成氏》证明,后一说法战国就有。古人所谓“黄帝史”,只是强调文字的发明与史官有关。
  
    仓颉不过是汉字发明者的代名词。
  
    仓颉,古文字学家的祖师爷
  
    中国,三百六十行,各行有各行的祖师爷。祖师爷,当然有人祭拜。
  
    中国各地有很多仓颉庙(或仓圣祠)、仓颉陵(或仓颉墓),年代最早要数陕西白水县史官镇的仓颉庙和仓颉陵。此庙有汉延熹五年(162年)《仓颉庙碑》,现藏碑林博物馆,我特意看过这通碑。《续汉书·郡国志》、《皇览·冢墓记》说,仓颉葬于衙县利阳亭南。衙县即今白水县。这类古迹,其实是为了填补“前不见古人”的遗憾,从“敬爱上穿凿出来”(《红楼梦》第五十一回贾宝玉语),让后人有个凭吊之处。
  
    古人说“昔者蒼颉作书,而天雨粟,鬼夜哭”(《淮南子·本经》),“仓颉四目”(《仓颉庙碑》《论衡·骨相》),今人听了,一笑置之,但文字发明确实是惊天地泣鬼神了不得不得了的大事。


    研究古文字,旧称许学,许是许慎,“五经无双许叔重”。许慎《说文解字》之前,《史籀》、《仓颉》最有名。古人相信,仓颉比史籀早,他才是发明古文字的第一人。
  
    当年,王国维从日本回来,在上海哈同花园为哈同夫妇打工,受聘于他们办的仓圣明智大学,为广仓学宭编《学术丛编》,研究甲骨金文。哈同夫妇崇拜的仓圣就是我们这行的祖师爷。
  
    王国维是仓学大师。
 
    文字发明,从原始文字到成熟文字
  
    中国,凡是说不清道不明的事,多推黄帝时。考古学家说,那叫新石器时代。
  
    中国的新石器时代,距今上万年。各种新石器文化,历年出土的陶器,上面多有刻划符号。这些符号,哪些算文字,哪些不算,一向有争论。学者为了区别文字和文字的前身,发明两个词,一个叫“成熟文字”(full writing),一个叫“原始文字”(proto-writing)。
  
    成熟文字,目前可以确认,年代最早是商代文字,如安阳殷墟出土的甲骨刻辞。比安阳殷墟年代早,有小双桥遗址出土的朱书陶文,与殷墟文字写法相似,或许可以算殷墟文字的前身。但比小双桥陶文更早呢,因为材料不足,前后写法连不起来,就不好说了。我们并不知道,成熟文字的上限在哪里。
  
    同样,新石器时代出土的陶符,数量很大,哪些算原始文字,哪些不算,原始文字的上下限到底在哪里,我们也不清楚。
  
    这种说不清也要说的问题,便是所谓“文字起源”问题。
  
    汉字在世界文字中的位置
  
    殖民时代,欧洲历史学以欧洲为中心,就像古代中国,我们也曾以我们为中心,其他国家,其他民族,只能入于蛮夷列传、诸番志。欧洲的蛮夷列传、诸番志叫东方学、民族学和民族志,研究对象是落后国家和落后民族,即所谓“他者”。
   
    本来,情况明明是,欧洲受罗马影响,罗马受希腊影响,希腊受埃及、两河流域以及小亚细亚和伊朗地区影响,但黑格尔说,东方只是铺垫,希腊、罗马、日尔曼才是世界历史的巅峰,属于最成熟、最健全的文明,其他文明都是早熟儿童,老人反而是小孩。这是十九世纪欧洲历史学的通病。
  
    其实,讲文字起源,情况差不多。来国龙和郑也夫说,欧洲语言学,从亚里士多德到索绪尔,一直以拼音文字为出发点,把文字当口语(oral language)的附庸,带有重语轻文的严重偏颇,这是问题的要害。
  
    世界四大古文字,苏美尔楔形字最早(说法不一,约前3200年),埃及圣书字其次(说法不一,约前3150年),安阳甲骨文(约前1200年)又其次,美洲玛雅文最晚(约前500年,或说公元前650年、公元前800年)。
  
    过去,受拼音文字优越论和文字单线进化论影响,很多人都以表音水平为文字发展定高下,认为拼音文字是世界文字发展的共同出路和最后归宿,上述古文字只是拼音文字的史前史和化外史,汉字保存至今,属于误入进化死胡同,变成活化石。
  
    这是所有误解的出发点。
  
    汉字和“中国境内之古外族遗文”
  
    文字起源是多源还是一源?盖尔布(Ignace J. Gelb)有“激发扩散”说,以为世界文字同出一源,俱出美索不达米亚。这种一源说,早被证明是误解。
  
    汉字是独立起源,但不是孤立发展。
 
    十九、二十世纪之交,中国有“五大发现”。它们除殷墟甲骨、西域简牍、敦煌卷子和大内档案,还有一项是“中国境内之古外族遗文”。
  
    王国维说的“中国境内之古外族遗文”,主要指丝绸之路中国段的古文字,如梵文、佉卢文、焉耆文、龟兹文、于阗文、粟特文、突厥文、回鹘文、藏文。此外,中国北方还有契丹文、西夏文、女真文、八思巴文、蒙古文、察合台文、满文,南方还有彝文、傣文、东巴文。这些文字,多半是拼音文字,少数是方块字。


西夏文长卷

 
    中国有两个古文字学会:中国古文字研究会研究汉字系统的甲骨、金文和简帛,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会研究汉字系统以外的古文字。
  
    唐释道世《法苑珠林》卷十五:“昔造书之主,凡有三人。长名曰梵,其书右行;次曰佉卢,其书左行;少者苍颉,其书下行。”
  
    这是翻译佛经遇到的三种文字。它是以佛经写本和译本的先后为早晚。
  
    梵文从左往右写,佉卢文从右往左写,都是横着写。汉字不同,竖着写。释道世把汉字排在梵文和佉卢文之后是不对的。梵文和佉卢文并不比汉字早。
  
    汉字与上述文字一直有来往,相互交流,相互影响,是个多元一体的文化圈。
  
    突发说和过程说
  
    研究汉字起源,有突发说和过程说。
  
    突发说是语言学家从语言学定义出发,也可以叫定义说。此说强调,文字是记录语言的符号,不经人为设计,制定听说读写的规则,不成其为文字;不经人为传授,不可能成为交流工具。这就像打牌,光有牌,我们无法知道它的玩法,必须有人告你怎么玩,你才知道怎么玩。因此,文字发明不可能集思广益、约定俗成。相反,它只能由一个权威机构,指派少数人或一个人,比如仓颉类的聪明人,在短时间内突然发明,一次性发明。
  
    过程说,认为文字是复杂系统,不可能从无到有,一蹴而就,总得有个从简单到复杂的准备过程。此说比较投合考古学家的口味。考古学的研究对象是大时段的历史过程。他们希望从成熟文字往前追,找到更古老的文字,叫什么无所谓,反正文字得有个前身,不可能无中生有。
  
    现在,这两种说法,突发说主于成熟文字,过程说主于原始文字。成熟文字是安阳甲骨文,前面只有陶符。陶符和甲骨文不一样,陶符和陶符也不一样,时间拉得很长。
  
    郑也夫说,陶符不是文字,但文字起源是渐变加突变。
  
    问题是,文字起源的源有多早?渐变的渐有多长?突变和渐变,界限在哪里?陶符如果都不算文字,那什么算原始文字?成熟文字还有没有前身?
  
    定义是一把刀,历史是一条河
  
    过程说遭遇定义说,语言学家说,你们找到的那些符号,再多也没用,再早也没用,那都是符号,并不是文字。文字的定义很清楚,它是记录语言的符号。语言是个系统。记录语言的文字,不可能一个一个发明,或按指事-象形-会意-假借-形声一类顺序,分期分批创造。尽管考古学家搜集了很多资料,通过比较,说某些符号和某些符号像,某些符号和某些文字像,样子很像,但持定义说者一棍子就把它打死了。他们说,符号不等于文字,文字是记录语言,只有音节、词义固定,有词序和文法,可以读出来讲明白,这样的符号才能叫文字。陶符,别说单个不算,就是写成几行也未必是,只要不表音,读不出来,没有连贯的思路和文义可寻,就不是文字。
  
    考古有个难以摆脱的困境:语言学家刻意追寻的是声音的痕迹,而考古学家面临的却是无声世界,他们只能“用眼睛阅读”。
  
    现在,我们要想找到早期文字的过硬证据,只能从已知的文字体系,反向逆推——用饶宗颐的话讲,就是“以后证前”。但反向逆推的结果是什么?走着走着,线索就断了,前途非常渺茫。殷墟文字相当成熟,前面没有文字,后面一旦有了,就一应俱全。定义说是个要么全无要么全有的创世说,很像孙悟空出世,文字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
  
    符号是哑巴,只要找不到它和成熟文字的联系,它就不会开口讲话。而不会开口讲话的文字当然也就不能证明是文字。
  
    可以证明的无须证明,不能证明的也无法证明,大家很尴尬。
  
    定义是一把刀,符号、文字,一刀两断。历史是一条河,抽刀断水水更流。
  
    定义说批判
  
    文字是记录语言的符号。这个定义,从理论上讲,似乎天衣无缝,颠扑不破,但对文字起源的探讨,几乎是废话。如果说,成熟的文字才是文字,不成熟的文字就不是文字,说了等于没说。定义是概念,不是历史。与其削足适履,不如量体裁衣。
  
    其实,研究汉字起源,我们不光需要一个定义,还需要理解其社会功能。我们更希望知道的是,它是因何种需要被发明,用什么样的文字记录什么样的语言,文字演化进程的线索到底在哪里。
  
    2004年,来国龙专门批判过文字起源研究中的“语言学眼光”,“一是在文字起源研究中以是否表音作为界定成熟文字的唯一标准;二是在西方广为流传的单源单线的文字进化论和字母文字优越论”。他认为,真正解决这个问题,还是要靠考古学。
  
    最近,郑也夫再次提起这个话题,则以哲学思考为切入点。他以德里达的《论文字学》为武器,批判“亚里士多德-卢梭-黑格尔-索绪尔”的语言中心主义,指出上述定义是以拼音文字为背景,并未参考世界四大古文字,特别是中国古文字,带有重语轻文的严重偏颇。
  
    他说,他想不到,定义说在中国比西方更有市场。
  
    文字跟语言是什么关系
  
    文字有三要素,形、音、义。世界上的文字分两大系统,一个以形为主,如上述四大古文字;一个以声为主,如源出迦南字母的拼音文字。两者都表音,两者都表意。问题不在有什么要素没什么要素,而在要素组合的形式不一样。
  
    这两大系统的差异,不完全是由造字方法的不同所造成。技术上的差异,背后有文化上的差异。关键还是语言系统不同,国家形态不同,不同文化对文字的需求不同。
  
    汉字是早期文字的嫡传,和苏美尔、埃及、玛雅等系统的文字类似,是以符号类或图形类的构形要素,通过排列组合,用字形变化表达语音、语义的变化,视觉效果起着不容忽视的作用。
  
    拼音文字不一样,它用字母记音,主要靠音位、音节的排列组合来表意,语言变化主要靠听觉效果。字母,形体简单,数量有限,只起记音符号的作用,视觉效果被降到最低。
  
    拼音文字既然以声为主,当然强调以语控文,把文字当语言的附庸,把文字学视为语言学的一部分。
  
    汉字不同,文字、语言并不对等。不但不对等,还脱离语言,超越语言,反客为主,君临口语之上,成为控制语言的东西。中国传统小学,文字学是排在前面,我们的音韵学,我们的训诂学,都是附丽于文字学。
  
    文字跟符号、图画是什么关系
  
    文字是符号。符号有很多种,外延比文字大。文字只是符号之一种。
  
    这里所谓符号(sign、signal、mark、logotype)是指视觉符号。可视符号,从实际使用看,可以读,也可以不读,相对独立,跟今天的符号没什么两样。可读符号只是可视符号中的一种。
  
    符号和图画有关,但不等于图画。图画,状物图形、抒情写意、供人观赏,跟符号的功能不一样。
  
    符号和图画的根本区别,不在描摹工细还是抽象写意,而在其指代性,即符号是一种代码。代码有数字码,有符号码,有图形码,早期文字兼而有之。
  
    郭沫若把中国新石器时代的早期符号分成两大系统:刻划符号和图形符号。前者以半坡遗址的陶符为代表,多为点线式的几何形符号;后者以大汶口遗址的陶符为代表,多为用线条勾勒的图形符号(这两类符号,不尽出于刻,也有用毛笔硬笔书写者)。他把这两类符号称为指事、象形两大系统,分别当作汉字的两个源头。他认为,商代有两种族徽,一种是“刻划系统的族徽”(包括今所谓“数字卦”),一种是“图形系统的族徽”。这两种“族徽”即源自陶器上的这两类符号。这种类型学的划分对裘锡圭有重要影响,但裘先生更看重的是图形符号。
  
    文字并非符号之全部。文字出现前有符号,文字出现后也有符号,文字外有符号,文字内也有符号,文字本身就是由符号组成,文字本身就是符号。
  
    我们不能说,所有符号都是文字,但也不能说,文字与符号毫无关系。这就像人与猿有别,人、猿分手后,人是人,猿是猿,你说人与猿不同,这是对的,但不能说人与猿毫无关系。人是从类人猿进化而来。类人猿,上与猿,下与人都有关系。
  
    汉字以形声字为主,形声字的形旁是符号,声旁也是符号。形符主形,以形别意,强调可视性,但单独使用,照样离不开声。声符主声,以声别意,强调可读性,但单独使用,照样离不开形。
  
    声符和形符,其别不在于形,而在功能。声符多半与字义孳乳的连续性和同音假借的替代作用有关,形符多半起分类、区别和限定的作用。两者互为经纬。
  
    他山之石和此山之玉
 
    语云“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出《诗·小雅·鹤鸣》)。他山之石,古人叫厝,字亦作错。
  
    现在讲汉字起源,学者多借鉴苏美尔、埃及、玛雅的古文字,立说于比较研究。苏美尔楔形文字,进化分四阶段:陶符-陶筹-原始楔形文字-成熟楔形文字。受这一进化模式启发,有些学者认为,汉字的进化应与之相似,也是从陶符发展而来,所谓原始文字,主要功能是记数记名,不一定有固定读音,更没有固定的词序和文法,比如拱玉书、颜海英、葛英会就这么看。
  
    葛英会认为,中国史前的刻划符号,记数符号是原始数字,记名符号是早期象形字,记数符号早于记名符号,汉字的发明可能与古人传说的结绳、契刻、筹策有关。此即所谓“先数后文”说。但另一方面,他强调说,通常所谓的几何形符号是象形符号或象形符号的抽象化,不应称为指事符号。他又把象形符号看作原始文字的主流。
  
    现在,借鉴西亚模式,寻找王名表、习字表和簿书统计,似乎是探讨文字起源的几个主要途径。比较研究很重要,但不能代替汉字本身的研究。
  
    陶符在中国,从南到北,从东到西,分属不同的文化类型,不能混为一谈。它的历史也很长,即使晚近,粗瓷大碗、砖头瓦片上照样有之。现在主张陶符是原始文字者,意见并不统一。
  
    事实上,陶符是个混沌。所谓原始文字,标准是什么,尺度宽一点还是窄一点,结果可能大不一样。
  
    陶符的年代
  
    来国龙、郑也夫批评语言中心主义,认为定义说和突变说不能解决汉字起源问题。现在受上述模式启发,很多学者相信,殷墟文字之前肯定有一个准备过程。这个过程有多长,有各种推测。过去,陈梦家说,至少得上推五百年,即至少在公元前1700年左右。
  
    中国史前的刻划符号,贾湖遗址所出(约前6000年)最早,是否为原始文字,争议比较大。半坡遗址所出(约前4500年),裘锡圭叫甲类符号。大汶口遗址所出(约前2700-2500年),裘锡圭叫乙类符号。郭沫若认为,甲类符号早于乙类符号,是最早的文字。裘锡圭相反,认为甲类符号不是文字,乙类符号记名物,才更接近语言学家定义的文字。正是基于这种理解,他曾一度把大汶口陶文的族名符号视为类似商代族徽的符号(1978年)。虽然后來他又放弃此说,认为两种符号都不是文字(1989年A、1993年)。他说汉字形成完整的文字体系约在夏商之际(1978年)。他说的夏商之际,其实并非通常认为的夏商之际,而是约公元前第三千纪的中期(1989年A),也就是公元前2500年左右。可见他是拿乙类符号作原始文字的下限,把成熟文字的出现放在这一时间后。
  


丁公遗址刻符陶文


    再晚,丁公遗址所出(约前2300-1800年)、龙虬庄遗址所出(约前2000年),属于广义的龙山时代。中国进入铜石并用时期,城市遍地开花,开始出现成行成片的符号。很多人说,这些总该是原始文字了吧,但裘锡圭说,这些符号是“走入歧途的原始文字”,无法断定与作为成熟文字的甲骨文有关(1993年)。
  
    中国人,心中往往有个潜台词,夏、商、周三代才是最早的文明。许宏把公元前2000年的“陶寺革命”视为中国文明的起点。1984年陶寺遗址出土陶扁壶上有两个符号,引发种种猜测。很多人都认为,公元前2000年左右,无论如何,中国应该有文字了。《史记》有夏世系,更加强了这类联想的信心。裘锡圭说,“夏代有完整的世系流传下来这件事,就是原始文字有了巨大改进的反映。这种改进为汉字在夏商之际形成完整的文字体系打下了基础。”(1978年)
  
    商代,小双桥遗址出土的陶文,其绝对年代为公元前1435-1412年。从公元前2000年到公元前1400年,这段时间很关键。问题是,研究这一段,目前还缺乏线索,前后关系并不清楚。
  
    礼仪说和管理说
  
    文字是干什么用的?向有二说,一说为了宗教礼仪,比如祭祀、祷告、占卜、祈禳;一说为了国家管理,比如财会收支、商贸往来、政令颁行、史事记载。
  
    表面看,埃及的圣书体偏于前者,两河流域的楔形文字偏于后者;欧洲中世纪的拉丁文偏于前者,秦汉以来的汉字偏于后者。其实,各国文字差不多都有这两种功能,僧侣用它通神,官吏用它管理,都是为了统治百姓。文字跟国家权力分不开。
  
    礼仪说,从宗教着眼,说文字主要不是写给人看的,而是写给神看的,比如芝加哥大学东方研究所展出的亚述石刻,本来文字朝里砌在墙上,从外边看,什么也看不见。它的文字就是写给神看的。
  
    中国,甲骨文是占卜文字,当然是用来求取神喻。青铜器是礼器,也毫无问题。商周铜器,铭文多在内底,小口深腹的觚,不打光,朝里瞅,啥也看不见,拓时得拿个长长的镊子夹着很小的拓包,伸到里面拓,有人说,这肯定也是给神看的。
  
    现在,罗泰强调礼仪,主张金文主要是写给神祖看的,属于宗教文书。波斯特盖特、汪涛、威尔金森、贝格利和王海成强调管理,认为古代书写材料的主体是简册一类软材料,甲骨文和金文是刻铸在硬材料上,前者易腐,早就烂掉,现在看不到。
  
    其实,甲骨、金文只是商周文字的一部分。礼仪说和管理说只是各执一偏。
  
    汉字和史官
  
    上面提到,古人有“仓颉为黄帝史”一说,这个身份很重要。古人喜欢这么讲,主要是为了强调,文字和史官分不开。
  
    史字,《说文》以为“从又持中”,或说此即“允执厥中”。但许慎所谓的这个中,和古文字的中不一样,中间不是圆圈,而是开口朝上的器物。其棍状物,有人说是简,有人说是笔。如果是简(只有一枚简),下面的器物可能是椟;如果是笔,下面的器物可能是砚。这个中到底是什么意思,学者有各种猜测。
  
    江永说“凡官府簿书谓之中”,把史与书联系在一起。中国所谓书,写字的行为叫书(书写),写下来的字叫书(文字),书于竹帛,成为阅读材料也叫书(竹书、帛书、纸书)。
  
    王国维受他启发,作《释史》,说“周六官之属掌文书者”谓之“史”,“史之职专以藏书、读书、作书为事。其字所以从中,自当为盛策之器”。王氏以中为盛策之器,学者有不同意见,但史与书有关,与识文断字(literacy)有关,这个判断没有错。
  
    历代官府收藏的档案文书是本来意义上的书,即狭义的史书。诸子尊奉的经典,如儒墨盛称的三大经典,《诗》《书》《易》,即来自史官的典藏。诸子拿这些古书说事,对当代政治发议论,成为今哲学史、思想史、学术史的宝库,也是一种特殊的史书。后世的史书更是层出不穷。
  
    中华文明跟其他文明比,历史连贯史书多是一大特点,史官文化特别发达。
  
    史官是干什么的
  
    《国语·郑语》说,人类早期,家为巫史,巫史不分,后來绝地天通,通神要靠官,由管理宗教事务的官员代表他们与神灵交通,就像早期民主发展出代议制,得由大富大贵代表老百姓。
  
    西周金文,官分天地:天官叫大史寮,分祝、宗、卜、史,主要掌宗教事务;地官叫卿事寮,分司土、司马、司工,主要掌世俗管理。
   
    《周礼》六官是从天地二官分化。
  
    史官本来与宗教活动有关,上知天文,下知地理,熟悉贵族世系和他们的礼仪,还擅长占卜,跟西方的僧侣差不多,也是垄断宗教和垄断知识的人。但中国历史,大趋势是国家大一统,宗教多元化,史官与祝、宗、卜日益疏远,逐渐向世俗管理靠拢,以记载政事、政务为职事。世俗管理的日常工作也靠书史支撑。


  
    甲骨文,史与吏,吏与事,本来就是一个字。
  
    士文化来自史文化。士文化发展为官文化。官者,管理人员之谓也。
  
    中国的官文化特别发达。
  
    秦汉以来,读书才能做官,写字跟做官有关。帝国的运行靠文官政治。
  
    谁来书写
  
    治大地域国家,主要靠书(抄写文件)与数(财会审计)。写字和计数是两种最基本的管理功能。我跟汉学家交流,他们常问,中国写字的人是什么人?他们是僧侣或奴隶吗?我说不是,中国写字,早期靠祝、宗、卜、史,特别是书史。
  
    下面是几个例子:
 
     1.师旂鼎:“引以告中史书。”
     2.■鼎:“史留受(授)王令(命)书。”
     3.■鼎:“史黹受(授)王令(命)书。”
     4.颂鼎、颂簋、颂壶:“尹氏受(授)王令(命)书。”
     5.格伯簋:“厥书史戠、武,立■成■”。
  
     书史是史官中的下级官员,负责用简册记录政令和抄写文件,早期归作冊管。铜器铭文虽然不是书写主体(甲骨文也不是),但会转引这类记录。秦汉以來,这类小吏叫书吏或刀笔吏,明清也叫刑名师爷。书史类似今之所谓书记员,写字是基本功。文人士大夫,准备当官或已经当官的人,都拿写字当看家本事。
  
     许慎《说文解字序》引《尉律》:“学僮十七已上,始试讽籀书九千字,乃得为吏。又以八体试之,郡移太史,并课最者以为尚书史,书或不正,辄举劾之。”
  
     张家山274号墓出土的汉律是公元前186年以前的汉律,年代比《说文》引《尉律》应当更早。其中《史律》规定,学童十七岁学史、卜、祝,考試各有要求。史科习史书(《史籀》)十五篇,能读能写五千字,方得为史,又以八体试之,课其最者以为尚书卒史:卜科也学史书,能读能写三千字,并以卜书三千字测试其预测能力,卜九中七,方得为卜;祝科习祝书十四章,能背祝书七千字以上,方得为祝。
  
     拼音文字,认字简单,难在文法。我国不一样,字是个顶个,至少要背几千字,才勉强够用。
  
     秦代,以吏为师,以法为书,光靠书史抄不过来。睡虎地秦简《法律答问》说,书史有罪,罚为史隶。史隶是抄书的犯人。隶书叫隶书,就是这么来的。
  
     敦煌出土释道经卷,不是主流。市场上,有人代写书信,更不是主流。

    小国寡民可以没有文字,松散联合的大国也可以没有,但像中国这样幅员广阔、人口密集,靠郡县(或府厅州县)和文官统治的国家,不能没有文字。文字大一统和国家大一统是成龙配套。

     文字离不开国家
  
     文字创制、文字改革是国家行为,带有强制性。
  
     秦始皇搞“车同轨,书同文”,短短十来年,六国文字,说废就废了。解放后,我亲眼目睹,大陆推行简化字,也是短短十来年,就没人会写繁体字。过去,文改会每天都接到很多拼音方案,只要政府不批准,全是白搭。这些方案后來转化成电脑汉字的输入系统。
  
     中华文明是文字、冶金、城市三要素俱全的文明。三要素中,中国人尤重文字。古人常拿“立史纪事”当文明标志,比如秦文公十三年“初有史以纪事”(《史记·秦本纪》),就是秦国历史上的大事。《千字文》:“乃制文字,乃服衣裳。”也是把有没有文字跟穿不穿衣裳相提并论。
  
     虽然,学者指出,国家不一定非跟文字挂钩,如印加文明就是没有文字的国家(用魁普即结绳的方法记事),苏美尔的国家权力也先于文字。
  
     现在,“文字离不开国家,但国家可以没有文字”,在国际学术界被视为定论,但国和国可大不一样。种地的跟骑马、航海的不一样,小国和大国不一样,松散联合和高度集中也不一样。中国大一统,没有文字,不可想象。
  
     其实,我们应该分析的是,什么样的国家不需要文字,什么样的国家没文字不行。
  
     郑也夫说,“唯国家权力可望产生文字,并不意味着所有国家都一定会创造文字。换言之,文字依赖国家权力,国家权力依赖文字——这两个命题是不对等的,前一关系是非它不可,后一关系是有它方便。”
  
     方便二字很重要。
  
     国家,有没有文字可大不一样
  
     中国的很多民族,特别是游牧生存圈的民族,地广人稀,居住分散,往往不立君长或分种为酋豪,好像无政府主义者或地方自治主义者,自由散漫,民主得很。对他们说来,文字可有可无。他们祖祖辈辈,没有文字,活得好好的,没错。中国史料记载,他们在步入大帝国之前,往往都是靠结绳刻木记事,以言语为约束,情况与印加文明相似。但他们跟汉族打交道,模仿汉族,把松散的部落拢一块儿,编户齐民,建大地域国家,情况却不同,没有文字还是不方便。
  
     藏文是松赞干布命通米桑布扎创制,契丹文是耶律阿保机命耶律突吕布和耶律鲁不古创制,西夏文是元昊命野利仁荣创制,女真文是阿骨打命完颜希尹创制,回鹘式蒙古文是成吉思汗命回鹘人塔塔统阿创制,八思巴文是忽必烈命藏人八思巴创制,老满文是努尔哈赤命额尔德尼、噶盖创制,新满文是皇太极命达海改制。他们的文字,有些借自近邻,利用现成文字,有些参考其他文字,根据本族语言的特点加以改造,既考虑自己好使,也方便与他人交流。
  
     文字和大地域国家有关。起码就多数情况看,创制文字是从部落生活迈向大帝国的一道重要门槛。蒙古入主中国,满族入主中国,不光在本族内使用本族文字,还允许被征服民族使用自己的文字,前者是六体并行,后者是五体并行,覆盖面比汉地更广。
  
     欧洲建东方学,各种古文字的破译是靠古代铭刻的多语对读。这些铭刻都是古代大帝国的遗产。1814年,雷慕沙在法兰西学院开设汉学讲座,他是从《五体清文鉴》和满汉合璧本入手。当时的汉学讲座是汉、满、蒙三语讲座。
  
     汉字和大一统
  
     我跟汉学家交流,他们常问,中国为什么没有史诗?我说,原因很简单,中国,书面语太发达,早就跟马背行吟船夫曲拉开距离,我们根本用不着这玩意儿。史诗,特点是口口相传,《诗经》有《大雅》《周颂》,虽然有几篇庶几近之,但中国的历史记忆,主要靠写不靠唱。
  
     语云,少所见,多所怪。中国,orality缺位,很正常,不值得大惊小怪。郑也夫说,中国人不爱辩论(辩论跟狱讼、哲学、宗教关系很大)。辩论是面对面,只有小村小城,抬头不见低头见,才当街抬杠。书面语,没准相去十万八千里,只能背对背。
  
     中国和欧洲不同,最大不同是:欧洲,中世纪以来,所有人信同一个教,但没有统一的国家;中国,秦汉以来,国家大一统,宗教多元化。信教,群众基础是愚夫愚妇,认不认字无所谓,但国家,幅员广阔,没有政令统一玩不转。
  
     中国,大一统叫“车书一统”,车是邮驿,书是文字。大地域国家,要用统一的文字抄写文件,用统一的邮驿系统传递文件,非此不能纳万里于方寸,运天下于指掌。这事在世界上并非孤例。
  
     阿契美尼德王朝的波斯帝国有五都二十八省,用六条御道连接之,官方文件要用阿卡德文、埃兰文、波斯文三体书写,埃及和小亚,还兼用当地文字。这是国家发展的高级形态。
  
     元朝六体并行,清朝五体并行,和波斯类似。
  
     现在的机场、观光点,外国游客多的地方,经常多语并行,全球化也离不开这一手。
  
     小国寡民可以没有文字,松散联合的大国也可以没有,但像中国这样幅员广阔、人口密集,靠郡县(或府厅州县)和文官统治的国家,不能没有文字。
  
     文字大一统和国家大一统是成龙配套。
  
     我手不写我口
  
     中国大一统是车书一统。只有书同文,口语统不起来。统不起来就算了。历史上,各地人说各地方言,但字是同一种字。老舍、赵树理、鲁迅、郭沫若用同一种字,北佬和南人用同一种字。粤语字和香港拼音,北佬看不懂。解放后,大陆推行汉语拼音,汉语拼音和推广普通话是同步进行。中国太大,方言不统一,拼音玩不转。
  
     黄遵宪倡“我手写我口”(《杂感·大块凿混沌》),“五四”运动倡白话代文言,原因是中国书面语,长期脱离口语,我手不写我口,文字并不记录口语。即使白话创作,很多也是假口语。
  
     我手写我口,在使用拼音文字的国家,顺理成章,也很符合西方语言学的定义。虽然他们也有文字拼写脱离口语的情况(如来国龙举英语为例),但远不如我国严重。
  
     中国文字,特点是超口语,凭文字横行天下。汉唐以下,甭管口语怎么变,书面语还是老一套。普天之下,殊方异言,相去万里,但口语不通文字通。我到香港问路,语言不通没关系,写个字条,一看就懂。
  
     朝鲜、日本、越南借用汉字,受汉文化影响最深,他们的汉字也超口语。
  
     可见文字虽然是记录语言的符号,但并不等于说,文字和语言是如影随形,文字是语言的尸体,文字是语言的照片,一点儿独立性没有。事实上,在汉语环境下,我们读书,经常不是读书,而是看书,一目十行,拿眼扫描,字是靠形体分辨。
  
     古书,形声字,声旁反映的是上古音,读字读半边,多半念白字。如果没有反切,没有注音字母,没有拼音字母,只凭音某读若某,经常读不准,实在没辙,干脆不吭声,默记在心。反切是翻译佛经的产物,注音字母和拼音字母是近现代才有,都受外来影响。
  
     两种文字的差异,由此可见一斑。
  
     六书说,古代的文字教学法和字典编纂法
  
     字书,秦有《仓颉》,汉有《急就》,既是蒙学课本,也是训练书吏的教科书,出土发现颇有之。《仓颉》四言,《急就》杂用三、四、七言。四言流行于秦代,三言和七言流行于汉代。这类字书是用顺口溜编排文字内容,还不是字典。字典要有一定的编纂体例。
  
     许慎《说文解字序》提到保氏教国子以六书。六书最初是文字教学法,许慎用作《说文》的编纂体例。许慎六书怎么讲,我们只能根据他的解释和举例。
  
     一、指事(也叫象事、处事)。指事字多用于表达抽象概念(如数字、方向、位置),许慎举上、下二字为例。这类字是以点线类的笔画为抽象符号,学者多把这类符号和加有这类符号的字叫指事字。
  
     二、象形。象形字多为名物字,许慎举日、月二字为例。这类字是用线条勾勒的图形表现物体形状。
  
     三、会意(也叫象意)。会意字是用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图形字组合在一起,表示某种抽象概念,许慎举武、信二字为例,他的理解是“止戈为武”、“人言为信”。这种解释虽未必符合造字者的初衷,却很可代表许慎时代的成说。以上三类是一大类,有时界限很难分。
  
     四、形声(也叫象声、谐声)。形声字是由形旁、声旁构成,《说文》主形不主声。许慎举江、河二字为例,它们是列在同一部首下,形旁相同,声旁不同。这类字最多。
  


     五、转注。什么叫转注,学者争论最大,越说越乱,很多人干脆放弃。我理解,转注是训诂体例。训诂,有形训、音训、义训。《尔雅》把意义相同或相近的字搁一块儿,转相训释,属于义训。《释名》多用音训。《说文》主形,许慎的训诂,特点是“建类一首,同意相受”,即在同一部首下,把意义相同或相近的字放在一起或列为一组,转相训释。如许慎举考、老二字为例,考、老都在老部,老部十个字,前九字都跟老有关,老训考,在头,考训老,在尾,即属这一类。
  
     六、假借。假借字是“本无其字,依声托事”,如汉官有令、长二职,本无其字,借号令之令和长远之长为之。《说文》体例是一字一义,假借的用法,一般看不到,但声旁离不开它,字义孳乳离不开它。
  
     汉字以形声字为主,指事、象形、会意只是它的构形要素,假借是音之用,转注是义之用,皆字典编纂法所不可或缺。戴震把它概括为“四体二用”。
  
     《说文》是以形旁为主的字典。《说文》五百四十部,天地、山川、草木、虫鱼、鸟兽,万物杂陈,好像博物館,有点像雅学分类。
  
     三书说,现代古文字学家的偏旁分析法
  
     西方破译古文字,主要靠多语对读,我国不一样,主要靠汉字本身的前后演变,字形分析很重要,特别是在缺乏辞例线索的情况下。


     三书说是现代古文字学家受西方语言学启发,从形声字逆推,重新归纳和发明的偏旁分析法。
  
     一、唐兰三书说,是以独体象形字为象形,以合体象形字和会意字为象意,以形声为声符文字。他把四体中的指事取消,归入象形,没有转注、假借。
  
     二、陈梦家三书说,是把指事、象形、会意归为一类,统称象形,用以分析形旁;把假借算第二类,用以分析声旁;把形声看作两者的结合,算第三类,没有转注。陈梦家的象形是广义的象形,既包括许慎的象形,也包括许慎的指事、会意。他的象形是指形旁的形。
  
     三、裘锡圭三书说,是以表意为意符,假借为音符,以意符加音符等于形声。此说与陈说大体相同,只不过用表意代替陈说的象形,认为会意比象形重要,象形比指事重要,把表意当指事、象形、会意三者的总称,并把假借的概念扩大,既包括许慎所谓本无其字的假借字,也包括本有其字的通假字,同样没有转注(1988年)。
  
     这类分析法是现代人为破译古文字而创造,与许慎时代的文字教学法和字典编纂法并不完全一样,也不必一样。
  
     裘锡圭的表意字
  
     裘锡圭的三书说,特点在表意类。他的三书,一方面吸取陈梦家的假借,以假借为声旁之源;另一方面,又反对陈梦家以象形统括指事、会意,主张用会意统括象形、指事,以表意为形旁之源。
  
     裘先生把表意分为六类:
  
     一、抽象字,书中举例,一、二、三、四是数字,上、下是位置,囗(方)、○(圆)是形状。上、下是许慎指事字的代表字,他算抽象字。
  
     二、象物字,如山、水,即许慎的象形字。
  
     三、指示字,是在象物字上加指示符号,和上述两类都有关系,比如本、末。本、末和上、下属同一类,都是表示位置。很多人都把许慎的指事理解为这一类,但许慎的指事,从他的举例看,却是上面的第一类。
  
     四、象事字,裘先生强调,这类字的特点是象事不象物,但与他的象物字不好区别,所以在前面加了限定语,叫“象物字式的象事字”,如■(左)象左手,又(右)象右手,夨象侧头,屰象头朝下。
  
     五、会意字,指会合两个以上意符创造新概念的字,底下又分六类,在表意六类中数量最多,分类最繁琐。
  
     六、变体字,指增减笔画和改变方向(指颠倒位置)的字。
  
     从字面看,裘先生的表意有点像是回归唐兰,但裘先生的表意比唐兰的象意宽,反而与陈梦家的象形范围一致。他的表意与陈梦家的象形所指并无不同,只不过他更强调文字表达词义和语义的一面,有更明显的定义说倾向。陈梦家说,象形是由形而得意,假借是由音而得意,形声是由形与音而得意。其实,任何文字都是表意文字。裘先生的表意并不一定比陈梦家的象形更合适。
  
     裘锡圭的记号字
  
     裘先生说,字符分三类,意符、音符和记号。意符与词义有关,音符和语音有关,记号跟语音、词义皆无关(1985年)。这也是从语言学的定义看文字。他认为,只有与语音、语义有关的字才是字,记号不是语言学定义下的字,所以既不在三书内,也不在六书内(1988年)。
  
     裘先生说的记号字是什么字?听上去比较绕。
  
     一、数字:裘先生说,中国的十位数,除九是假借字,其他是几何形符号,这些符号可能是吸收他所谓的甲类符号(1989年A)。他把这些符号分为两类:一、二、三、四算抽象字,五、六、七、八算记号字(1988年),十算什么,不详。
  
     二、干支:裘先生说,十干中的甲、乙、丁、癸算记号字,可能也是吸收他所谓的甲类符号(1978年),其他算什么,不详。
  
     此外,意符加记号,声符加记号,他叫半记号字(1988年)。
  
     记号字和半记号字,本来很少,但裘先生把所有丧失表意、表音功能,不再反映原有字形和读法,只具有符号意义的字视为记号字。比如汉字演变为隶、楷后的字,往往看不出原来的字形和读法,在他看来,很多就是记号字或半记号字。如果这样的字叫记号字,可就太多了。
  
     上述定义和分类显然跟他对新石器时代两类符号的看法有关。在他看来,甲类符号跟语音、词义无关,不算文字;乙类符号至少跟他的表意字有相似性,离文字的概念比较近。

符号字和图形字
 
       汉字,从形体角度讲,主要分两大类,一类是符号字,一类是图形字。前者很少,后者很多。讲字形,后者比前者重要。讲起源,前者不容忽视。我认为,裘先生的六种表意字和他所谓的记号字均可归入符号字和图形字。两类就够了,不必分得太细,太细则徒增纷扰。
 
       一、符号字
 
       (一)笔画字。横(ー)、竖(ㄧ)、撇(ノ)、捺(ㄟ)、点(ヽ),许慎都算字,其实是构形要素。裘先生的抽象字、指示字、记号字和半记号字,其实就是利用这类符号作构形要素。
 
       (二)标点字。句读号(丶)和钩识号(レ),许慎也算字。裘先生好像没提到。
 
       (三)数字。甲骨文,一、二、三、四用横画表示,五、六、七、八用两画交午或分合表示,九是肘之初文,十用竖画表示,廿、卅、卌是十的合文形式(并非表现结绳),除去九,都是模仿算筹排列,似乎不必分为两大类。清徐灏有“先数后文”说,合于苏美尔的发现。《易经》八卦的阴阳爻,据张政烺考证,并由清华楚简证明,也是从数字发展而来。古人有文字起源于筹策、八卦、结绳说。葛英会说,三说皆与记数有关,数先于文,是最早的文字,数字不应排除在文字之外。
 
       (四)干支字。古人用于记时日,和数字一样,是古代最重要的符号字。商代习字刻辞主要就是拿干支作练习。这种字,很多是假借字,但甲、乙、丁、癸是典型的符号。裘先生只把甲、乙、丁、癸算他所谓的记号字,但从功能角度讲,干支都是符号字。
 
       二、图形字
 
       有独体、合体之分。裘先生的象物字属前一类,会意字属后一类,指示字、象事字是在象物字上加指示符号,或以象物字本身的形状表达某些抽象概念。变体字只是颠倒左右或上下,不是单独一类。
 
       符号字固然是符号,图形字也属于广义的符号。
 
       定义说在文字、符号之间划线,主要看语音、词义。这是以成熟文字为标准,衡量原始文字。衡量的结果,当然是不够格。《说文》虽然一字一音一义,但早期未必如此。文字的定形定音定义,从来都是历史过程。
 
 
       右文说,另一种文字教学法和字典编纂法
 
       形声字,一般以形旁居左,声旁居右(但也有上下结构者)。《说文》以部首隶字,主于形,很多通假字、异体字,被他按部首强分,根据部首,解释成不同的字,往往与古文字的实际使用情况不符,这是该书的一大问题。


    宋王圣美倡“右文说”,反之,主于声。近世学者,受清代小学和西方语言学影响,特别重视音韵,认为词义跟声旁关系更大,改从声旁认识文字。如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就是按上古韵部为声旁分类,把《说文》原来的顺序打乱,重新按声旁排列。王力编《同源字典》,也是主于声。
 
    右文说,跟《说文》不一样。比如受和授,本来只有受,授予和接受都用受,后来为了区别主动被动,给授予的受加了手旁。还有彻(繁体作徹),甲骨文象以手拿开鬲,乃撤字的本来面貌,后來为了区别通彻的彻,就给撤除的撤加了手旁,给通彻的彻加了彳旁。形旁反而是起区别和限定的作用。
 
    最近,我在上海博物馆看到一部写在战国竹简上的字书,非常有意思。它的年代比《说文》早,体例不一样。其中有些例子是讲字形,例如美,《周礼》作媺,简文作■,它的解释是“人植羽为美”。这种解释跟许慎说的“马头人为长,人持十为斗,虫者屈中也”有点像。但更多的例子是以声旁串连,把声旁相同的字列为一组。比如声旁为甚的字有一串,它的讲法是,同样是甚字,加一个形旁是什么字,换一个形旁又是什么字。
 
    《说文》主形,上博《字书》主音,《尔雅》主义,正好代表了中国早期字典的三大类型。
 
     形声并用和图书并行
 
    上文说,中国的书字既可指文字,也可指用文字写成的书。中国字是形声并用,中国书是图书并行,两者有相似性。
 
    莱辛《拉奥孔》讲审美,提出过一个重要问题,为什么同是表现拉奥孔,雕刻和诗歌不一样。雕刻用眼睛看,时间是凝固的。诗歌是语言,可以延展和继续。
 
    图拉真石柱,有人说是最早的卡通。
 
    亚述画像石,不但有连续的画面(如《猎狮图》),还辅以榜题。我国画像石也有榜题。
 
    宋以来的文人画讲书画同源,诗、书、画、印并重,文字和图画也是结合在一起。
 
    电影,早期是黑白默片,后来加字幕,后来彩色带配音。
 
    人类的所有尝试,都是想把二者结合在一起。
 
    楚帛书,既有图,又有文,文字和图画(十二月神和青、赤、白、黑四木)是按四方八位加中央转圈排列,从布局(layout)的角度讲是一种文字画。
 
    马王堆帛书,既有单独的书,也有单独的图,既有以文字为图题或图注的图,也有以图画为书籍之插图的书,还有上述那种文字画。
 
    汉代的兰台石室,既收图,也收书。《汉书·艺文志》中的书,很多都是文图并茂的“图书”。“图书”一词,现在还在用,已经专指书,但原来的意思却兼指图、书。
  
    “读图时代”不自今日始
 
    中文图字,含义很复杂,可以包括图画(picture)、图像(image)、图解(diagram)、图说(illustration)、图案(pattern or design)、图版(plate)、插图(figure)、图表(table)、地图(map)、海图(chart)、星图(star atlas),各种图有各种图的用处,英文分很多词。
 
    中国的图,有些是表现思想,很抽象,如儒籍中的畿服图,日书中的日廷图、艮山图和视罗图,宋儒的太极图,还有道教的符籙。
 
    符箓,古人也叫箓图。箓图是符号化的图,早期可能是具象的图,后來代之以解散形体重新组合的符,配上代表天象的星斗。这种似字非字的“天书”,特点是“千言万语,一目了然”。
 
    2007年,荷兰布里尔出版社出版过一本讲中国图文传统的书:《中国技术知识生产的图文经纬》。图是graphics,文是text。此书导论一上来有一段话,是郑樵《通志·图谱略》的话:“图,经也。书,纬也。一经一纬,相错而成。……见书不见图,闻其声不见其形。见图不见书,见其形不闻其声。”
 
    现在,我们有图文书,有电影、电视、电脑、手机、iPad,视觉与听觉并重,文字与图画并行,图、文的界限已经打乱。图,不光可以看,还可以读。大家都说,我们已进入“读图时代”,未来世界是图的天下,读图取代读书,早晚。
 
    其实,“读图时代”不自今日始。
 
    徐冰造字
 
    如今还有仓颉吗?有。我认识一个,他叫徐冰。
 
    1989年有人办了本杂志,叫《东方纪事》。头一期发刊,我是作者,被请去庆祝。大家分几桌吃饭。那本杂志,封底印了幅版画,无题,只注作者,曰“中央美术学院徐冰”。人们纷纷议论,这是什么,是西夏文吗?他们问我,我说不懂,后来才知道,这叫“天书”。
  
    “天书”是徐冰出道的作品,也是他的成名作。1987到1991年,他一口气刻了两千多个字,印刷、装订,布置展览,费了老劲。他说,这是用点画偏旁拼凑的“伪汉字”,故意跟大家逗闷子,但却启发了我对假竹简的辨伪。中国假竹简,最初是临摹式,一对原件,马上露馅。后来有一种假竹简,我叫“天书”式,其实就是这么拼出来的。这种假竹简,乍看全是楚文字,我学了三十多年古文字,一个字也认不出来。
 
    1990年,徐冰去美国。他在美国创作了“英文方块字”(1993年)。这种方块字,乍看似中文,其实是把英文攒一块儿,还是跟大家逗闷子。
 
    2011年,“地书”出笼,他送我一本,据说是国际版。他说,他想跳出中文和英文,告别巴别塔,实现“普天同文”。他的灵感,据他自己说,是来自“机场的指示系统和飞机上的安全说明书”。

    还要嘴巴干什么
 
    嘴巴这东西,不光用来吃饭,还能用来说话。光吃饭,不说话,何异畜生?如果说话全是多余,写书就更不必说了。
 
    研究汉字起源,我有个谬论,考古不能解决的问题,何妨求诸人类学。比如晚近的文字创制,比如现代的都市生活。
 
    我们生活的世界是商品世界,Logo满天飞。
 
    马路上的标志,种类繁多,比如画条横杠,好像栏杆,是不许进入;画个喇叭,打个斜杠,是禁止鸣笛;写个P,是可以存放车辆;写个STOP,是必须减速停车。这些标志,无论是否可读,都跟读无关,特点是一目了然。
 
    人类的眼睛是通用工具,嘴巴可不一定。上帝害怕人类抱团,用语言离间人类。
 
    徐冰“地书”是用满大街都有的sign拼成“符号串”,据说可以沟通人类。

    我们按照他的“地书”,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天天如此。闹钟响-起床-洗漱-如厕-早餐,开车 / 挤公交 / 挤地铁,上下班。在熙熙攘攘的城市里,所有人行色匆匆,他们跟着这些sign,一会儿向左转,一会儿向右转,从一条马路,到另一条马路,出这个门,进那个门,甭管走哪儿,所有人都一个样,不是低头看手机,就是抬头看路标,神情恍惚,东张西望,真跟回到周厉王那阵儿似的,“道路以目”(《国语·周语上》)。
 
    厕所,画两人,一个穿裤子,一个穿裙子,瞄一眼,就不至误入。
 
    买东西,啪啪一敲,金额马上蹦出来,交钱走人。
 
    周末,逛商厦 / 看电影 / 下饭馆,依然如此。
 
    放长假,自驾 / 乘火车 / 坐飞机,满世界乱跑,也不例外。
 
    甭废话,我们的小时代。干瞪眼,我们的大时代。
 
    难道,这就是我们的归宿?

(责任编辑:吉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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