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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传》 ·考古札记八则

2016年01月26日 10:00   来源: 《文物世界》    作者: 谢尧亭    【 收藏本文

    一、庄公二十五年“夏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非常也。唯正月朔,慝未作,日有食之,于是乎用币于社,伐鼓于朝。秋,大水。鼓,用牲于社,于门,亦非常也。凡天灾,有币无牲。非日月之眚,不鼓。”

    以此知古人所谓“大事”祭祀时并非随意用牲用币,而是十分讲究的,有的祭祀用牲,有的用币,如上文,鲁所用之礼与天子有等级的区别。文公十五年“六月辛丑,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非礼也。日有食之,天子不举,伐鼓于社,诸侯用币于社,伐鼓于朝,以昭事神、训民、事君,示有等威,古之道也。”按非礼者,伐鼓当于朝,不当于社,于社当用币,不当用牲,此处“鼓,用牲于社”乃用天子之礼。今侯马晋国祭祀遗址发现11处祭祀地点,而每一地点用牲和用币的情况不同,其中有空坑,即无牲无物,其实有很多坑有丝织品或其它易腐朽物,只是未发现而已。


侯马西高祭祀遗址揭露的祭祀坑场景

    我们以往所认为的祭祀地点的性质或者并不单纯,祭祀对象有宗庙、社稷、山川和日月星辰等等,不同等级的人可能是在不同的地点祭祀,同一地点也可能祭祀多种神祇,这需要认真研究。《国语·楚语下》“祀加于举。天子举以大牢,祀以会;诸侯举以特牛,祀以大牢;卿举以少牢,祀以特牛;大夫举以特牲,祀以少牢;士食鱼炙,祀以特牲;庶人食菜,祀以鱼。”


侯马西高祭祀遗址祭祀坑中马骨、羊骨出土情况

    在侯马西高祭祀地点发现的祭祀坑中羊最多,马其次,牛最少,用牲不同,排列远近不同,可以分片,一片祭祀坑与另一片不同。在侯马多处祭祀地点中唯西高祭祀遗址发现有牺牲骨架散乱不全或从坑的上部至下部都有者,填土中弃骨杂处,这明显与其它祭祀地点不同,推测当时是将牲肉食用后牲骨弃于坑中,至少是肢解后死埋,有关其性质尚待研究。

    二、僖公十九年“乃沟公宫”;定公元年“六月癸亥,公之丧至自乾侯,戊辰,公即位。季孙使役如阚公氏,将沟焉。荣驾鹅曰:‘生不能事,死又离之,以自旌也?纵子忍之,后必或耻之。’乃止。……秋七月癸巳,葬昭公于墓道南。孔子之为司寇也,沟而合诸墓。”

    以上两处中之“沟”皆为动词,前者乃在公宫外挖沟,故可能起防御作用。后者乃在墓地挖沟,目的是将诸墓合围在一起,时代在春秋晚期。在战国中晚期侯马乔村发现围墓沟墓葬73座,发掘了40座。在天马—曲村遗址和三门峡一带也发现同类围墓沟墓葬,其时代相若。在浙江印山越王大墓和陕西汉景帝阳陵都有同样发现。这种沟在考古界习称围墓沟,在日本将这种带围沟的墓称为周沟墓。日本所发现的周沟墓数量很多,但它与中国的围沟墓之间有无关系,有什么关系都有待进一步研究。


侯马乔村围沟墓M760、M7196


侯马乔村围沟墓M754、M755

    我认为乔村、三门峡等地的围墓沟可能是一种僭越大型陵墓制度的产物。因为在陕西芷阳和凤翔秦公陵园发现多座大墓有所谓的隍壕或兆沟,其实就是围墓沟,其时代也可早到春秋晚期。印山越王陵的时代也是春秋晚期,它们与汉景帝阳陵的墓主都是高级贵族。而乔村、三门峡等地的围墓沟墓主则属低级贵族,低级贵族用高等级礼制显然是出于礼制松弛而进行的僭越。围墓沟由陵园界限被弱化为领有狭小私地域之意义,也有在一个大型围墓沟内围多座、组墓葬的,更可以说明其具有陵园兆沟的性质。从广义上讲与前述文献“沟而合诸墓”涵义无二,是一种血缘和亲缘沟,当然我们不排除它具有排水等其它功能,围墓沟中殉人则是其功能的另一侧面。

    目前,有关春秋时期各诸侯国公侯墓地的发现尚不多见,这种围墓沟是否为当时贵族陵园的通用之物尚不明确,故言乔村、三门峡等地的围墓沟性质的最终结论还有待实践检验。

    三、僖公三十二年“冬,晋文公卒。庚辰,将殡于曲沃,出绛,柩有声如牛。”《经》文称晋文公卒于是年冬十二月九日,第二年“夏四月辛巳,败秦师于,……遂墨以葬文公。”

    合诸侯五月而葬之礼。晋国的宗庙在曲沃,因此,“殡于曲沃”。曲沃不仅是晋旁支的宗庙重地,而且是晋献公时太子申兰所居的新城,属晋国大都之一。绛即故绛,是晋献公时士蒍所扩建的绛都。晋文公葬于何处?很可能即在曲沃附近,以今闻喜县传出的子犯编钟一事度之,则故曲沃很有可能有一处晋公墓地。


子犯编钟

    目前考古发现与研究表明,故绛时期的都城不明,都城所处的大遗址不明,晋公墓地不明,此阶段的贵族墓地也发现极少。此时在春秋中期阶段。这严重滞碍了晋文化的深入探索,形成了晋文化研究总体上呈现亚腰形的局面。从文献、地理和考古调查推测,翼城和绛县二地实不可忽视,特别是绛县的可能性最大。绛县在浍河南岸,地理位置也十分优越,而且在绛县有很多与故绛有关的传说和地名。但言故绛在今天马—曲村遗址实不可据。一则天马—曲村遗址非翼,故绛都绝对大于翼,也应大于曲沃,士蒍的扩建是在原绛邑或翼都的基础上进行的。二则在天马—曲村遗址并没有发现能证明故绛都的晋公墓、贵族墓及都城等等,仅凭遗址较大显然并不足据,而西周时期晋都期间晋侯墓和贵族墓都已发现,都城的发现只是时间的问题,而这些东西并没有延续至春秋早中期。很显然天马—曲村遗址春秋时期已开始衰落,因为它已不再是晋国的国都了。

    四、文公六年“秦伯任好卒。以子车氏之三子奄息、仲行、虎为殉,皆秦之良也。国人哀之,为之赋《黄鸟》。”

    秦穆公名任好,《史记·年表》秦穆公三十九年“缪公薨,葬,殉以人,从死者百七十人,君子讥之,故不言卒。”《秦本纪》云“三十九年,缪公卒,葬雍。从死者百七十七人,秦之良臣子舆氏三人名曰奄息、仲行、虎亦在从死之中。”《秦本纪》谓秦武公卒“初以人从死,从死者六十六人。”秦以人为殉曰“从死”。


秦公一号大墓

    考古发现春秋时代从死殉人现象不仅秦国国君是之,如秦景公一号大墓,也位于雍,即是殉葬百数十人,而且低级贵族墓中也用人殉,这种现象在陕西秦文化腹地并不少见。即便是在战国中晚期的三门峡和乔村的围墓沟墓葬的围沟中也有殉人,像乔村M421围墓沟中殉18人,皆可谓为从死的人。但从死人的身份是有很大区别的,过去不加研究地将乔村围墓沟墓葬的从死殉人一律称为奴隶,将此类墓称为奴隶殉葬墓,其实是有失公允的。殉人其中有一部分是刑徒,有的有随葬品或葬具,身份与奴隶不同。从上引诸文可知秦之三良显然是秦的三位良臣,非奴隶也。其他百七十多人尽为奴隶之说也是没有道理的,近幸、宠臣及妻妾也并非都是奴隶。


乔村M421围沟墓


乔村M421围沟墓中殉人

    在秦景公一号大墓出殉人百余具,皆屈肢。在侯马乔村围墓沟墓和陕西贵族铜礼器墓葬中都发现有墓主屈肢者,屈肢仅是一种葬俗而已,或与墓主族属有关。至于是将殉人处死的方式(有言秦景公墓的屈肢葬殉人如此)还是死后再捆置其屈肢姿势,目前还难以做答,但普通单个墓葬中的屈肢决非是处死墓主人的方式则很明确。所谓秦武公“初以人从死”只言秦国而已,并非从整个历史和诸侯国家来说。即便如此,也欠准确。因为在秦武公之前秦国即发现有殉人者,如春秋初礼县大堡子山秦公墓即有殉人,文献记载秦献公时“止从死”也不过是一时热情而已。《诗经·秦风·黄鸟》那种凄婉痛切之声不绝于耳:“谁从穆公?子车奄息,子车仲行,子车鍼虎。”“临其穴,惴惴其慄。彼苍者天,歼我良人,如可赎兮,人百其身。”以此诗似可说明当时是将人活埋入圹的,朱熹《诗集传》“临穴而喘慄,盖生纳之圹中也。”如今当你站在秦公一号大墓边上,仍不免“惴惴其慄”!


    五、成公十年“晋侯梦大厉,披发及地,搏膺而踊,曰……公觉,召桑田巫。巫言如梦。公曰:‘何如?’曰:‘不食新矣。’公疾病,求医于秦。秦伯使医缓为之。……六月丙午,晋侯欲麦,使甸人献麦,馈人为之。召桑田巫,示而杀之。将食,张,如厕,陷而卒。小臣有晨梦负公以登天,及日中,负晋侯出诸厕。遂以为殉。”

    这段记载很有意思。《史记·赵世家》“晋景公疾,卜之,大业之后不遂者为祟。”晋国在西周和春秋初年正宗时期称侯,如晋武侯、献侯、文侯等等,自曲沃代翼、旁支夺宗之后则称公,如晋献公、文公、景公等等。今称晋侯则指晋景公而言,可见当时公、侯之界限未必十分严格,不必拘于爵称。巫在当时仍是掌通神权之要职,所召此桑田巫当声名较大,预事准确,人多信之。侯马盟书有“巫觋祝史”辞,可见巫在当时乃是专职。巫术是原始宗教的重要组成部分,人们敬神祭祀必有通神之人导引,他可以传达人神的消息,此时,政教尚未合一,宗教仍具有相对独立的地位,未完全附庸于政治。

    食新是一种祭祀之礼,尝新麦当先祭祀社稷和祖先诸神,而后国君尝之,卿大夫尝之。《逸周书·尝麦解》“王初祈祷于宗庙,乃尝麦于太庙。”《淮南子·主术训》“以时尝谷,祀于明堂。”求医于秦不止一次,医缓、医和、扁鹊等都是秦之名医,史有明文,从一个侧面也可以看出晋国当时医学不甚发达,至少在医术方面缺乏名医,晋君之病求诸秦国名医是为显例。


汉代陶制厕所(猪圈)模型


汉代陶制厕所(猪圈)模型

    当时厕所的形制在考古中还未被确认,晋侯“如厕,陷而卒。”则知厕所粪池不是小坑,至少可以容人于其中,从文中“负晋侯出诸厕”可知厕所有围墙。由此推之,当时厕所以袋状土坑的可能性为大,或者其上架有木板等物,塌陷则将人溺死于其中。这种厕所在今日农村仍有之。相比较而言,所发现的汉代模型厕所则较科学合理些。



天马—曲村遗址北赵晋侯墓地第六次发掘M114殉人坑

    小臣“遂以为殉”,晋国殉人墓发现稀少,在天马—曲村遗址的北赵村晋侯墓地及普通贵族墓地发现有个别殉人现象,春秋时期则只见于长子牛家坡M7和太原金胜村M251,其余墓葬几乎不见此现象,今以宦官为殉,秦穆公以三良臣为殉,乔村以戴枷锁刑徒为殉,其身份判然有别,可见对殉人的身份实有加以认真区别的必要。

    六、襄公二十三年“栾盈率曲沃之甲,因魏献子,以昼入绛。……桓子曰:‘奉君以走固宫,必无害也’。…王鲋使宣子墨縗冒絰,二妇人辇以如公,奉公以如固宫。……曰‘栾氏帅贼以入,鞅之父与二三子在君所矣。’……仆请,鞅曰:‘之公。’……初,裴豹,隶也,著于丹书。……‘所不请于君焚丹书者,有如日!’…范氏之徒在台后,栾氏乘公门。宣子谓鞅曰:‘矢及君屋,死之!’”

    此段文字记载颇为详细,栾盈所率者乃曲沃之甲,曲沃曾一度是晋君宗庙之所在,是故绛时期之“陪都”也。而晋迁新田之后有可能将宗庙迁往新绛,以晋悼公“朝于武宫,逐不臣者七人”看,此时武宫可能已移至新绛,而今曲沃之地位远不如故绛之时。竟然曲沃守大夫胥午能策应栾盈可见一斑。又是白昼由曲沃入绛,简直是明目张胆,有志在必得之势。“固宫”乃坚固之宫义,《国语》又云“襄公之宫”,同文而异辞,所言当一,以“襄公之宫”即“固宫”也。襄公之宫就是晋襄公的宗庙,该庙此时当在新绛无疑,绝不在曲沃,否则文理难通。由此也可见迁宗庙是确实存在过的事情。


侯马牛村古城建筑基址(1963、1964年发掘)

    又或言固宫即今侯马所发现的牛村古城中的夯土建筑台基,其实不然,第一,固宫乃襄公之宫,襄公是故绛君主,此时作古多年,故其宫只能是庙宫而非生居之宫。第二,本文所言“公有姻丧,王鲋使宣子墨縗冒絰,……以如固宫。”穿戴孝丧之服,必至宗庙,而非宫城之宫。第三,范鞅言于魏舒曰:“鞅之父与二三子在君所矣。”此指公宫。其后“仆请,鞅曰:‘之公’”则到晋平公所到之地,当然是固宫了。后文“宣子逆诸阶”正相呼应,说明当时将晋平公自公宫转移至固宫是秘密进行的,恐走漏风声。第四,今牛村古城夯土台基无论如何都不及平望古城的大,何以堪称“固宫”?第五,历年来在侯马宗庙遗址做过一些考古工作,钻探发现有大型夯土者,甚至有发掘出一排排柱洞石础径达1.5米左右者,可知当时建筑之坚固雄伟,何以不可为“固宫”哉?第六,当时栾氏不知晋君已到固宫,仍攻公宫,所谓“范氏之徒在台后”,此台实指公宫之台而言。栾氏所乘公门,也就是公宫的城门,宣子所言“矢及君屋”语,当是事先向范鞅嘱咐保护公宫的话,不使“矢及君屋”,且“范氏之徒在台后”隐伏,以至鞅用剑以帅卒云云。


侯马盟书:丹书

    另外此文所谓隶者,奴隶也。“著于丹书”,当是如侯马盟书一样用朱色颜料写在简上(玉石器上)谓之丹书,这可能就是“卖身文契”。当时这种方式即如侯马盟书所云 “自质于君所” 及文献所言“策名委质”者近似,有文字凭证在。但当时此隶的身份恐怕并不很低,当为侍奉君主的仆人之类吧!故焚丹书要“请于君”,君即晋平公。“有如日”如同文公时所言“有如白水”,即让“日”和“白水”作证,若违约言,则其神殛之,将日和水人格化,视为有神灵在焉。

    七、昭公元年“晋侯有疾,郑伯使公孙侨如晋聘,且问疾。叔向问焉,曰:‘寡君之疾病,卜人曰:‘实沈、台骀为祟’,史莫之知,敢问此何神也?’子产曰:‘昔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阏伯,季曰实沈,居于旷林,不相能也。日寻干戈,以相征讨。后帝不臧,迁阏伯于商丘,主辰。商人是因,故辰为商星。迁实沈于大夏,主参,唐人是因,以服事夏商。其季世曰唐叔虞。当武王邑姜方震大叔,梦帝谓己:‘余命尔子曰虞,将与之唐,属诸参,而蕃育其子孙。’及生,有文在其手曰‘虞’,遂以命之。及成王灭唐而封大叔焉,故参为晋星。由是观之,则实沈,参神也。昔金天氏有裔子曰昧,为玄冥师,生允格、台骀。台骀能业其官,宣汾、洮,障大泽,以处大原。帝用嘉之,封诸汾川。沈、姒、蓐、黄,实守其祀。今晋主汾而灭之矣。由是观之,则台骀,汾神也。抑此二者,不及君身。山川之神,则水旱疠疫之灾,于是乎之。…叔向曰:‘善哉!未之闻也。此皆然矣。’晋侯闻子产之言,曰:‘博物君子也’。”

    此文编年在公元前541年晋平公时,至少在此年之前,定都新绛时期的晋国自国君、卿大夫、卜史及百姓已不知汾水之神台骀之名,所祭祀的山川,而不知其神名。至此始知台骀神,此后可能才有台骀庙以祀之,因此才有祭祀遗存留下来。今在西高村西南汾河南岸台地上发现一处祭祀遗址,它应当是祭祀汾河之神的。一则时代契合,二则位置契合,今台神村、台骀庙均在其左近。虽然没有发现明确的文字证据,但从其所处时空,并排除它祭祀宗庙和社稷的可能性来看,祭祀汾河之神台骀当是其主要功能所在。同时我们推测祭祀者当是晋国公室高级贵族,因为该遗址出土的牺牲和玉器与其它遗址不同,有特殊性。

    而台神古城西北城角外的三个夯土台基很可能即是晋国晚期的台骀庙旧址,而不是其它性质的建筑基址。它正是今西台神村北台骀庙之前身,也正是后世碑文所记“古翠岭”上的台骀庙所在。虒祁祭祀遗址或与此有相当密切的关系。或也是祭祀台神者,但祭祀者身份则显然是公室以外的其他贵族或士大夫了。由此文可知参为晋星,参神即是晋之星神。祭祀是国家大事,不仅山川之神、日月星辰之神在列,宗庙社稷之神更是重要。以文献所记,晋也有郊祭,以祈农事,可能属于社稷祭祀的一部分。祭祀随时代变迁内容也有更新,是合乎情理的。汾水之神台骀在叔虞初封时尚不为晋所祀,后来晋国兼并小国,“今晋主汾”后可能才祭祀汾水之神,但或不知其神为“台骀”。今天的考古发现无不透射着历史的光芒,新绛时期的晋文化源远流长!

    八、定公四年“分唐叔以大路、密须之鼓、阙巩、沽洗,怀姓九宗,职官五正。命以《唐诰》,而封于夏虚,启以夏政,疆以戎索。”


    这是周初成王分封诸侯时封唐的授民授疆情形,凡称叔者为王之庶子,如唐叔、康叔、晋叔家父等等。车、鼓、甲、钟四器分予唐叔。其中车、甲属兵器类,鼓、钟属乐器类,“礼乐征伐”之器是权力的象征物。怀姓九宗是九个宗族的人,如《传》上文有殷民六族、殷民七族之某氏某氏,怀不当如故释为隗,隐公六年有“翼九宗、五正、顷父之子嘉父逆晋侯于随,纳诸鄂。晋人谓之鄂侯。”此九宗是怀姓九宗,五正即职官五正,此九宗当是国人的主要组成部分,是授民的主要内容,当为唐人。五正显然是职官,杨伯峻注嘉父前皆顷父之职,不确,当是九姓宗族国人,五正之官即贵族和顷父之子嘉父也。顷父何人,可能为执政卿之属,若以九宗也为官职误极。所命《唐诰》今无存,其体例大致若《康诰》尔。所谓“夏虚”与殷墟一义,即夏人故地,周初灭唐,成王封其弟姬虞于唐土,何以言夏虚而不言唐,唐人所居即夏虚,叔虞封唐而非晋,其主唐祀,命以《唐诰》。唐是商殷时存在于殷西方的一个方国,夏之风俗习惯,唐人因袭下来,实古夏民之后也。而今田野考古还没有认识唐人的遗迹遗物。在殷墟时期晋南地区的文化面貌尚不清晰,当时唐人所处晋南一带与安阳殷墟纬度接近,气候环境当近同,适宜于农耕民族居住生活。

    为何遗存没有发现呢?也许唐国地域狭小,文化遗存还尚待发现。唐人不应当是游牧生业类型。假若唐人当时是游牧经济类型,应是北方游牧族南下而建立的方国,其遗存少见倒可以理解。但是封叔虞时“启以夏政,疆以戎索”,说明唐地是夏虚,以夏民为主,夏民为何不事传统农业经济而寻求游牧生业呢?所以唐国不可能是游牧族南下而建立的国家。有说今天马—曲村遗址是叔虞所封的唐,那么唐人遗存在哪里呢?所依论据甚欠说服力。我认为浮山、临汾、翼城和洪洞一带倒极有可能是唐国故地,唐故地的文化面貌与殷墟文化不应该有太大的区别,这个问题将另文阐述。

 

(责任编辑:吉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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