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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秉琦:赤子之心 建瓴高屋

2016年02月24日 11:00   来源: 《中国文物报》    作者: 郝丽君    【 收藏本文

  还记得我上学时坐在资料室第一次完整的阅读《中华文明起源新探》时候的心情,作者的名字一直如雷贯耳,然而我之前并没有很认真地关注过他的研究,直到看完那本书,犹如醍醐灌顶,原来在没有文献资料的史前时期,他便高屋建瓴地复原出了中国文明起源的脉络和格局。


  这个人就是苏秉琦。


  什么是幸福


  我始终认为快乐是一种本能,而幸福是一种理想追求,是信念达成后的平静心态。我不曾与苏秉琦先生谋面,可是我知道考古圈众所皆知的事实,书中也有简单的提及:先生有生之年无职无权无势,在许多场合,因为他只是一个普通的教授,而不能有更多便利的机会,可是他把这种“委屈”视作一种幸福和满足,尤其是在1976年以后终于可以全身心的投入考古工作,他对事业的执着和热情,使他有“一种无形的势能,(令)某些有钱有权的人都很嫉妒的磁力。”(238页)


  他的磁力不仅辐射着他的侪辈,更重要的是深深地影响了他的后辈。印象深刻的是张忠培先生在一次节目访谈中,回忆起他与老师苏秉琦先生的一段学术往事,竟然泣不成声。


  苏秉琦先生最璀璨的时期,竟然是68岁至88岁,他没有因为自己进入晚年而停止思考。相反,他充分利用他的幸福时期,将对学术的思考发挥到极致,带领中国的考古学进入成熟。粉碎“四人帮”之后,他说,“我现在还想体味七十岁‘随心所欲、不逾矩’,即心态和认识可以提高到新的境界,且基本符合客观规律,进入自由世界了”(234页)。让听到此话的人强烈地感受到他发自内心的释放。


  1982年北大成立考古学系之际,学校领导以“他没有出过国,没有在国外刊物上发表过文章,在国内也没有大著作”为由,而没有考虑提升他为系主任(263页)。如果一个人的成就只通过他的出身、职位和看得见的价码来体现的话,那实在是太狭隘了。先生用他的影响力坐实了他在考古学中的地位,他的理论、观点、思想早已为人所称道和传播,在他看来,只有内心坦然的真知灼见并将此实在地发挥作用,才是最大的幸福和成就。


  他尊重年轻人、鼓励他们要扎实工作也要有自己独立的思想,也对他们的生活给予了无微不至的关怀,他还告诫老同志要注意年轻工人的考古知识培养,绝不要把他们当作劳动力看待。对于好学的年轻人,他从不吝惜,他的学生们也培养出了学生,并有了成果,他说“没有比这个更让我欣慰的了,指穷于为薪,火传也,不知其尽也。”(281页)甚至在临终前嘱咐家人将凝结着他毕生研究心血的图书稿费全部捐出来,用以资助贫困学生(379页)。


  他对名利权位的淡泊,对考古事业的热爱,对后学的关怀和提携,值得爱戴和尊敬!


  关于中国的考古学理论


  中国的考古学从无到有,从学习美国、苏联的考古学经验,到成功探索出一条重建古史的中国特色的考古学之路,先生的努力和贡献可谓卓著,他在许多场合反复强调“考古学的根本任务在于要对中国文化、文明的起源与发展,中华民族的形成与发展,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形成与发展做出正确回答。”(254页)


  他对类型学的坚持和突破,以及前辈和同辈学人筚路蓝缕、开疆拓土的启发和思考(他的许多理论的提出与植物学、地质学、生物学等研究者的探索分不开),终于使他提出了一系列重建古史的理论,主要可以概括为两个方面:一是以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理论为核心内容的“文化谱系论”,亦可简称“文化论”;二是以“古文化、古城、古国”三阶段,“古国、方国、帝国”三部曲,“原生型、次生型、续生型”三模式为核心内容的“中国文明起源、形成与发展道路理论”,亦可简称为“文明论”。(254页)


  他几乎看遍了祖国南北四方的标本,目光犀利地锁定了几个重要的通道和交叉口,重点探索,经过毕生的思考和总结,从考古学的方法入手,在中国的大地上画了六大条块,“六大区的文化各有各的源头、特征和发展道路”(228页)。他积极推动各地文化谱系的建立,与其他考古同仁一道探索了石峡文化文化引发的“岭南考古”专题、“晋文化”研究、“巴蜀文化”研究、“闽江流域古文化与古城古国”、秦安大地湾文化引发的“大西北考古”专题、在长城地带专题的基础上围绕山东北部发现引发的“环渤海地区考古”、围绕红山文化“中华文明起源的辽西脉络”等等,他敏锐地发现了良渚文化,洞见了裴李岗遗址是早于仰韶文化的重要遗址,一针见血地提出了沿北纬40°考古探索晋陕高原夏商文化的建议……正是由于他长期对中国不同地区古史遗存的观察,同时具有的开放统一的视野,才最终水到渠成而又高屋建瓴地提出包括“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在内的诸多考古学理论,“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理论的提出有其社会发展的背景前提,也是学科发展的历史趋势,更离不开他勤奋扎实的基础工作、个人深厚的知识积淀和敏锐兼容的思考。


  不能否认,不是每一个人都有他的见识和高度,但是,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如果没有“长期工作中相伴随着的主动勤奋思考的精神”(288页),如何能有登高行远的高深境界。


  现在我们都认识到了文化多地起源说,正是由于不同的文化裂变、撞击、融合,在特定的社会历史发展阶段成为璀璨的文明星火,先生的“满天星斗”理论形象描绘了这一历程。


  更重要的,是他在晚年强调的中国考古学新时代的目标,就是建立“中国特色的考古学派”,就是在“可观的人才队伍建立后,在我国独有的丰富详实的野外资料基础上,建立起我们自己的一套工作程序和思想分析方法,从而建立起我国自己的学术体系和学科理论。”(365页)他认为,要建立“中国特色”,就要将中国考古学置于世界考古的范畴去思考,即认识区系的中国,就要认识区系的世界,进而认识区系世界的中国(366页)。这个目标,已经成为一种责任深入他和他们这一代考古人的血液当中,理论和体系不能一蹴而就,可是关于此的探索却不停地引领着后学,期盼和倡导新一代的考古学人不断思考、前进。


  关于公众考古学


  在这个学科还未被提出来的时候,包括苏秉琦先生在内的中国第一代考古学人就已经明确了考古学为大众服务的思想,他曾经在《华人·龙的传人·中国人》的序言中说:“考古是人民的事业,不是少数专业工作者的事业。人少了成不了气候。历史是人民创造的,考古的任务就是要把历史归还给人民。”他还说:“考古是科学,真正的科学需要的是‘其大无外,其小无内’。是大学问,不是小常识。没有广大人民群众的参加也不成,科学化与大众化是这门学科发展的需要。”


  他对这一理念的贯彻主要体现在如何对待遗存和如何利用遗存上。
 
  在如何对待遗存方面,考古工作者的职责非常重要——就是要认真、踏实地做好考古发掘和研究,保证遗存信息的科学完整是基础。他说过:“中国最丰富、最典型、最多样化的地下考古材料,不是只能靠我们考古工作者来发掘、来研究吗?我们应当承担应承担的责任”(259页);同时他也强调文物保存问题:“我们因发掘而‘消耗了’诸多文物,如果不认真妥善保存,供后人来做进一步研究核对,既对不起前人也对不起后人”(271页),意指发表发掘报告是第一位的,但是发掘的文物必须保存好。在保存好遗存的前提下,深入思考、做好研究,发挥考古工作者的社会价值。他说过:“我们在写好报告基础上,再向前思考些什么,我们毕竟是做研究的,不是搞收藏的,我们要从中得到课题”(271页),也正是因为丰富不断的深入思考,成就了他的考古学理论探索。他的课题意识还体现在被动配合基建的考古项目上,例如配合三峡工程的考古工作,他建议“借此机会主动地做些有益的课题……通过三峡的工作扩展对巴和蜀的早期历史的研究,通过三峡重新认识长江流域考古。”(350页)


  在如何利用遗存方面,苏秉琦先生一贯支持公众的宣传和普及,他非常推崇古脊椎动物研究所的裴文中、贾兰坡等先生,他们在做好研究的同时还很用心地作了考古成果向社会转化的工作,撰写了许多的通俗文章和著作。先生撰写的《华人·龙的传人·中国人——考古寻根记》《中国通史·远古时代》等就非常适合大众阅读,看他撰写的科普著作和文章,可以使读者能准确把握事物的本质和大貌,对于后学认识事物可谓一步当十。另外,他还积极热心结交热心文化宣传的媒体朋友,曾为科教片导演出谋划策,制作出“中国文明曙光”“揭开古文明之谜”等系列科教片。他认为,为了文物考古真正成为人民的事业,一旦电视普及了,那么文物与考古的科教片的作用,我们可作的事情也就很可观了,对我们的工作也会起到促进作用。(294-295页)


  他的公众考古学思想,还在于他在如何推动考古学的社会意义,推广中国史的地位和作用。他提出了“建立马克思主义的中国的考古学”(247页)、“考古要为‘大政治’服务”(256页)、“从世界的角度认识中国”(266页)、“重视社会科学”“文物外交”(257页)等等适应新形势的主张,将考古学科发展与中国的现代化建设相结合。


  先生对采访他的记者说:“我终其生于一役,从考古学的角度对五千年中华文明史予以彻底的、合理的阐释,全部观点都在《中国文明起源新探》中表现出来,是我走过这六十三年的学术道路的总结”。(263页)于是我又想起了第一次读到先生的这本心血著作时的感受,这本书提纲挈领式的引领我坚定了对考古学的信仰,而他和他的时代的考古学家,以其对事业的执着精神以及对中国历史重建的毕生追求,吸引着我跟随他们的步伐、进入他们所开创的光明世界。


  感谢苏恺之先生深情、真切的讲述,使我们得以从《我的父亲苏秉琦:一个考古学家和他的时代》一书中领略一位考古巨擘的风采。

(责任编辑:吉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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