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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国六百年研究(三)晋国之风

2016年02月29日 11:00   来源: 《山西日报》    作者: 晋文    【 收藏本文

    从英雄神话的濡染,到唐风魏韵的滋润,从百家争鸣的砥砺,到百花齐放的繁荣。晋国文化以其独有的先天禀赋、直根地位和鲜明特色,始终占据着中华文化的高地,对发祥、弘扬和发展华夏文明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一个国家的强盛,既有赖于雄厚的经济实力、强大的军事实力,同时也离不开厚重的文化实力。积淀厚重、传承悠久的优秀文化,就是晋国赖以称霸的精神之源。
    晋国文化旷远悠长、根深叶茂。大河厚土的滋养,远古社会的发轫,英雄神话的陶冶,尧舜禹时代的铺垫,夏商时代的锤炼,不曾断裂的文脉延续,为晋国文化的产生提供了孕育母体,营造了历史环境。正是基于此,在西周至战国这个承前启后的轴心时期,晋国文化以其敢担当、重民本、尚大义、求变革的鲜明特征,体现了中华文化的核心价值,引领着历史前进的时代潮流,且因变迁而出新,随发展而演进,经越千年而不衰,衡诸古今而不替,长期屹立于中华文化的高地,构成了中华文化的主干,至今仍然为山西发展进步的精神支柱。

 
    壹 英雄神话孕育了晋国的担当精神


    神话是人类的梦想,是历史的回音。中国的远古神话,真实地记录了中华民族童年时代瑰丽的幻想、顽强的抗争以及蹒跚的足印。神话作为中华文化的源头,影响着中华民族精神和品格特质的形成。
在山西南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自古就流传着丰富多彩、瑰丽迷人的神话传说,如女娲补天、夸父追日、后羿射日、精卫填海、愚公移山等。这些流传已久、脍炙人口的神话故事,是晋国习习相因的传家宝。先祖们艰难创世的英雄壮举,自强不息的民族气概,滋养了晋国文化的担当精神,并世代传承、亘古至今。


    担当之一:敢于强国争霸号令天下诸侯


    叔虞所封的古唐国,正是尧、舜之域,还是“夏墟”之地。唐国自面世之日起,携着尧舜禹的英雄基因,胸怀抱负,担当天下,引领着华夏文明的走向,成为春秋时期霸业时间最久、影响最大的国家。
叔虞封唐后,秉承周天子册封的《唐诰》行事,贯彻“启以夏政,疆以戎索”的方针,励精图治,身手不凡,出现了地产嘉禾、年丰岁盈的祥瑞之兆,显露出卓然崛起、虎视群雄的勃勃生机。叔虞死后,儿子燮父即位,接续大任,改国号为晋,扛起了崛起中原的大旗。
在担当精神的鞭策下,晋国在文侯时期迎来第一个发展高峰期,揭开了春秋霸业的序幕。晋献公时期迅速崛起,“并国十七,服国三十八”。晋文公周游列国,历经险阻,吃尽苦头,也体察了民情,见多识广并积累了丰富的治国经验,又有一批患难与共的股肱贤才鼎力相助,继位后强国富民,在城濮之战中大败楚国,跃上霸坛,把他的雄才大略和担当精神展现得淋漓尽致。晋襄公时期先后在肴之战和彭衙之战中两败秦国,在泜水之战中击溃楚国,继其父雄霸中原,垂拱而治。晋厉公继位后连败秦、狄,并在鄢陵之战再败强楚,巩固了自己在中原地区的优势地位。晋悼公勤政爱民,卓尔不群,以其文治武功引领晋国再次走向全盛,实现了复霸目标,成为绝对的天下霸主。


担当之二:勇于尊勤君王肩负天下大任


晋国漫长的历史上,每当周王室出现危机的时候,晋国都能出兵勤王,藩屏周室,表现了其胸怀天下、担当大义的精神风范,与产生于这片土地上的英雄神话一脉相承。
西周初年,叔虞封唐时虽为百里之侯,但却能以极大的勇气,毅然担当起戍疆守边、辅佐周王的责任和义务。燮父也像自己的父亲一样,治晋的同时协助周康王治理天下;其下各位晋侯一如既往,晋侯苏钟铭文便记载了其随周厉王征伐东国宿夷,大获全胜、多受褒奖的史实。
公元前770年,周王室发生内乱,犬戎入侵。晋文侯联手郑武公、秦襄公率军入驱,合力勤王,东徙洛邑,开创了东周政权。后又于公元前760年,执杀了非正统的携王,一举结束了周王室长达十年的二王并立局面,稳定了东周初年的局势,成为再造周朝的有功之臣。
公元前635年,东周朝廷发生王子带之乱,“天子蒙尘”,晋文公亲自率兵勤王,生俘太叔子带,护送周襄王复入洛邑,立下了安定周王室的头功,由此得到周天子八邑之地的赏赐,大大提高了晋国的国际声望。之后,晋文公又靠武力在与诸侯的激烈争夺中取得了霸主地位。
公元前525年,周王室又发生了“王子朝之乱”。尽管晋国“公室益弱,六卿皆大”,但顷公承继文侯、文公的传统,令旗一挥,第三次出兵勤王,历经顷、定二公,长达十九年之久,于公元前502年把周敬王护送回周,后又率诸侯国为周敬王修筑了都城,使周室转危为安。


担当之三:善于会盟诸侯执掌天下牛耳


会盟作为一种政治力量的组合,为春秋时期的社会稳定、经济繁荣起到了积极作用。“众侯盟,执牛耳?”历史关头,舍我其谁?晋国站了出来,携英雄无畏气概,举尊王攘夷大旗,风云际会,结盟诸侯,号令天下,尽显风流。
公元前632年城濮之战后,威风八面的晋文公大会诸侯于践土,晋、鲁、齐、宋、蔡、郑等国携手共襄这个盛大的会盟,周襄王正式册封晋文公为霸主,赏赐晋文公许多珍宝和“虎贲”勇士三百人。晋文公曾辞让了三次说,重耳再拜叩首,接受并发扬周天子伟大、光明、美善的命令。晋国终于成了名副其实的霸主。
悼公为政,以其卓越政治家的气魄,八年内九合诸侯,拥有一呼百应的非凡号召力,率领诸侯联军南征北战。相比于楚恭王武力威逼郑、蔡参战,悼公的心战之策无疑棋高一着。公元前570年,悼公在鸡泽大会诸侯,二年后悼公又命鲁、卫与吴王等会盟于善道,同年九月又举行了华夏诸侯在戚的会盟,霸势之盛,少有其匹。
除此之外,晋国的黄池会盟、衡雍会盟、虫牢会盟、平丘会盟、扈地会盟、薄地会盟等,足以看出晋国海纳百川的宽阔胸襟,引领诸侯国共谋天下的博大气度。


贰 唐魏之风 培植了晋国的民本思想


西周时期有一个习惯,每逢冬天来临之时,各地的诸侯都要去朝见天子,天子也于此时在宗庙主持祭祀祖先,其中的重要议程便是演唱《诗经》。这里所说的“唐魏之风”,是指《诗经·国风》中的《唐风》和《魏风》。
《诗经》是汉族文学史上第一部诗歌总集,是中国文学一个光辉的起点,表现了那个时代丰富多彩的现实生活,反映了各个阶层人们的喜怒哀乐,对后代诗歌发展有深远的影响。《诗经》根据乐调的不同分为风、雅、颂三类,“风”的意思是土风、风谣,大部分是黄河流域不同地区的民间歌谣,共有160篇,是《诗经》中的核心内容。
在弥足珍贵的“十五国风”里,晋地占有其二。也就是说,《诗经·国风》中,属于晋国的有《唐风》12篇、《魏风》7篇,约占“风”部分的12%。其中《唐风》包括有:《蟋蟀》《山有枢》《扬之水》《椒卿》《绸缪》《杕杜》《羔裘》《鸨羽》《无衣》《有杕之杜》《葛生》和《采苓》。《魏风》分别是:《葛屦》《汾沮洳》《园有桃》《陟岵》《十亩之间》《伐檀》《硕鼠》。这19篇诗作,贴近性灵,贴近生活,贴近乡俗,从一个特定角度反映了晋地风情,在思想和艺术上所达到的高度,可谓《诗经》及其“风”部分的代表。
其实,远在4000年前的唐虞时代,晋南一带就流传着《卿云》《南风》《康衢》《明良》等歌谣。除少数被官方收集编入《诗经》以外,普通人民自编的大量诗歌早已被湮没于历史长河之中。
《诗经》是晋国的日常必读物,而《唐风》和《魏风》又是晋国的形象“代言人”。晋国是春秋的盟主,对外交往活动甚多,《左传》记载的外交场合中,《诗经》被引用达230多次,以晋国所占比例最高。
“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无论是安定生活的向往、深沉爱情的低吟,还是怀才不遇的轻叹,正如孔子所言“思无邪”,“唐风”和“魏风”在表露当时人们的真情实感和社会风俗的同时,更折射出晋国的民本思想,也就是“强国重民”的晋国文化精髓。


精髓之一:思国忧民


“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突出体现了中国古代政治生活中的原始民主制色彩,也体现了晋国文化由来已久的民本思想。这里我们可以通过发生在春秋时期的一个有名的“季札观乐”故事来得以印证。
公元前544年,吴王馀祭派他的幼弟季札出使鲁、齐、郑、卫、晋等国。在鲁国举办的一个接风音乐会上,当季札听到十分动听的《唐风》时便深有感触地说:“思深忧远啊!应该是帝尧的后代吧?如果不是这样,忧思为什么会这样深远呢?如果不是有美德者的后代,谁能如此呢?”季札既是聪明的政治家又是出色的外交家,他是把所听到的音乐同当时的政治背景、人文教化结合起来,从中体会到某个地方的风土人情和思想情感的。他这样说是对唐尧“深思国之发展,远忧民之疾苦”的崇高美德,表示由衷的钦佩和高度的赞扬。晋国子民多为陶唐氏后裔,《唐风》所涉及到的“河、汾之东,方百里”及邻近地区,“思深忧远”的民本思想代有继承,并伴随着晋国疆域的扩大,成为山西乃至周边地区的优秀传统和社会风气。


精髓之二:敬天保民


春秋时代,王室衰微,诸侯争霸。在这些斗争中,民心向背起着关键的作用。晋文公能称霸,晋悼公能复霸,无不例外地仰赖于晋国牢固的民本思想。
晋文公重耳即位前流亡异国十九年,身边就集结了诸多敬天忠义之士,他们“看重国家社稷、淡泊个人功利”,留下许多动人故事,如名传千秋的介子推,忠心耿耿,割股奉君,保驾晋公子重耳历尽艰辛回国登基、而在封官进爵之时却归隐山林,成了一名不食君禄的隐士。而同样是在晋文公流亡期间,有一件事使他刻骨铭心。盛夏炎日,重耳逃难路上饥肠辘辘,口渴似火。他向一个老农乞取食物,老农捡起路边一块黄土给他。谋臣胡偃见之,立即拱手接过黄土,对重耳郑重地说,这是土地,这是上苍赐给我们的土地啊!重耳听罢双膝跪地,恭敬老农,叩拜上苍,然后接过黄土,毕恭毕敬地置于袋中。从此,这个流亡奔波晋公子悟出了这样一个至理:黄土乃庶民所依,百姓乃王业之本。要强国称霸,离不开土地,离不开人民。
晋悼公曾向双目失明的大臣师旷询问治国安邦之策,师旷掷地有声地告诉他说,只有以仁义为本。天生民而立君,君必须养民如子,赏言而刑淫,绝不能肆于民上,弃天地之性而从淫;民奉君要爱之如父母,敬之如神明。倘若君变成困民之主,使百姓绝望,就必然要灭亡。这是我国历史上最早阐述“民本”思想的言论之一,其出自曾经诞生尧、舜、禹等华夏祖先的晋国大地上,应当不是偶然的。
然而,晋灵公荒淫无耻、不顾众生,遭到庶民唾弃,《魏风·硕鼠》、《魏风·伐檀》等,对此类现象进行了辛辣讽刺。同样,晋国的公室由廉而腐,“民闻公命,如逃寇雠”,其政权也自然由盛而衰,很快便被六卿所把持。


精髓之三:尚德惠民


崇尚高德,忠于大义,恪守规矩,爱民如子,是晋国君主的政治主张,也是晋国文化的核心元素,并且逐渐在全社会流行,最终成为晋国社会普遍认可的价值追求。
晋献公在位时期,布衣祖朝曾上书献公,想聆听他的治国家之策。晋献公派人出去告诉他说,高官大吏已考虑好了,老百姓还管什么政策!祖朝又上书说,朝中决策一旦失当,灾祸就会降临,我们哪能不关心呢?晋献公听到后,觉得言之有理,便邀他谈了三天并拜其为师。
晋文公即位后,追随他的一批患难臣子鼎力扶助,不仅不贪功争权,而且荐贤尚公,其中成语故事“赵衰三让”便是千古传颂的美谈。与此同时,晋文公大力推行裂土分民、免债轻赋、扶贫济弱、奖励农耕、发展商业等措施,生产发展、经济富强之后又施惠于民,安定民心,厚养民性,晋文公因此得到民众的衷心拥护,使晋国出现了欣欣向荣的景象,为其之后的霸业奠定了雄厚基础。
晋悼公在位时,中军司马魏绛依照军法杀死扰乱军列的晋悼公亲弟弟的贴身仆从,悼公不仅没有结仇记恨,反而把他提升为卿。这种尽忠尽职、从善如流的尚德情怀,是晋国文化品格的一种体现。与文公一样,晋悼公治国时期政治开明,朝中也出现了“君明、臣忠、上让、下兢”的局面,其中“张老五辞”“祁奚举贤”便是例证。同时,晋悼公在国内实施息民惠民的国策,首先是减轻民众劳役,国家拿出粮食借贷于民,让大家先吃饱肚子;同时取消禁利,搞活经济,使民众尽可能摆脱贫困。在晋悼公的悉心治理下,数年之间,晋国果然强大起来,终于促成复霸大业。
晋国名臣亦如此,拿韩厥来说,他的政治主张的核心就是民本。在晋景公谋划迁都时,许多人建议迁到郇、瑕(今运城解池附近)之地,那里土地肥沃,盛产食盐,能够“国利君乐”。韩厥却从人民生活方面考虑,认为占据郇、瑕之地会引起人民愁怨,应该迁到新田,那里“土厚水深”,居之不疾,人民可以安居乐业,服从政令,当为“十世之利”。景公听之,从善如流,采纳了韩厥这个建议。


叁 百家争鸣构建了晋国的思想宝库


在春秋战国这场摧枯拉朽、势不可挡的时代大潮中,战争连年不断,思想空前活跃,出现了很多有学问有才能的人,他们著书立说,争辩不休,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
晋国处于大变革时代的潮头浪尖,可谓称霸征战波澜壮阔,风云人物层出不穷,晋文公、晋悼公等明君英主自不必说,更有一批诸如荀子、韩非子、苏秦、张仪等法家、纵横家、名辩家,他们政治上运筹帷幄,思辨上攻势凌厉,变革上大刀阔斧,战场上兵戎相见,各种进步思潮在这里百家争鸣,百花齐放,既相互砥砺和激荡,又相互补充和促进,极大地促进了晋国的思想解放和文化繁荣。
韩、赵、魏三国早期的变法活动直接产生了李悝、吴起等法家早期人物,他们都是孔子高足、晋人卜子夏的弟子。李悝继承晋法,总结出《法经》,在魏国实行的变法对其他各国震动很大,从而引发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轰轰烈烈的全国性变法。子夏儒学思想不仅直接影响了战国早期法家,也间接影响了三晋名士荀子,他是子夏在晋南一带开坛讲学时教出的学生。荀子把儒家思想与诸子百家的思想进行整合,形成著名的“荀学”,在那个时代儒家文化的创新和传承上,发挥了历史性、关键性的重要作用。韩非子也曾师从荀子,他创立了“以法为本,法、术、势相结合”的封建君主集权专制理论,最终成为法家的集大成者,对秦国实施的商鞅变法及统一天下,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和促进作用。再有著名的“纵横家”苏秦和张仪、“名辩家”惠施和公孙龙、“军事家”庞涓和尉缭子等,他们以天下兴亡为己任,以进步思想为武器,叱咤风云,纵横驰骋,在战国社会舞台上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
……
在历史大潮的轰然巨响中,晋国被淹没了,然而晋国文化并未由此断绝,而是犹如百川涓流,融汇入中华文化的历史长河,连绵不绝地延续了下来,并且基于自身独特的个性和顽强的张力,在文化发展繁荣的今天,进一步展现出根深叶茂的文化景象和生机勃发的文化风貌:
——源远流长的直根性。晋国诞生在尧舜禹开创华夏文明的中心区域,承接了这样一个完整强势的文化形态,具有得天独厚的“直根”禀赋与优势地位,对奠定整个中华民族文化发展的基本格局,产生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深植本土的原创性。晋国始终站在历史发展的最前列,其改革蓝本、治国理念尤其是法家思想,都原创肇始于这片土地,为华夏文明浸染了主色调,具有日渐强大和绵延不息的生命力,成为历代封建王朝治国理政的基本遵循。
——引领历史的先进性。晋国文化凝聚着时代发展的精神内涵,熔铸了华夏民族的核心价值,在我国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大变革时代,代表了当时先进生产力要求和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对历史发展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与时俱进的创新性。晋国善于面对国内外形势变化和历史转折关头,在借鉴、吸收和融汇的基础上进行创新,打造独具特色的文化风姿和文化品格,为中华文化注入了强劲的传承基因,使华夏文明具有了充满生机的活力。
——海纳百川的包容性。晋国建立伊始就是华夏族与戎狄人杂居相处的国度,晋国文化吸收了各民族文化的精华,通过相互撞击、发生裂变而形成的一颗新星,呈现出海纳百川的开放态势,以及求同存异、兼容并蓄的面貌特征。
毋容置疑,晋国文化谱写了精彩的过去,也必定会鼓舞山西人民,创造出更加灿烂的未来。

 

(责任编辑:吉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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